标题:周扬之死
作者:周密
日期:2024-05-20 15:02:07
内容:
原题：走出秦城监狱的父亲周扬
作者：周密
大约是1966年2～3月，肺部手术后的父亲到无锡休养。后来听说，是上海市
委书记柯庆施邀请他去的。路经上海时，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十分谦恭。在
热情接待的背后，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划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
要。”
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周扬”。不久，父亲就经
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
初出秦城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亲突然顶着炎夏的烈日从城里换坐几次车赶到我家，
落座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对我说：你爸爸明天要出来了，将住到万寿路西街7
号中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儿，并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迈。来不
及休息，妈妈又匆匆赶回她在东城沙滩的住所——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
上班，我赶紧到办公室给周迈打电话，什么也没敢说，就约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车
站等我。我们找了个喝冷饮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在这特大意外惊喜的轰击下，周迈直愣着眼睛盯住我说不出话来。我叫他这两天
先不必过去，以免爸爸过于激动身体出问题。并嘱咐他暂时保密，对谁也别讲此
事。第二天上午我请了个病假，从办公室骑车赶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终于见
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父亲。
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语言迟钝。我心中一阵酸痛。但
表面露着微笑。母亲已在那里，她十分镇静，不提不问这些年来各自悲惨的经历，
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咱们家人口没减倒增加了，周迈结婚并育有二女，
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说她在干校时哪个哪个熟人养鸡、养猪、赶驴、赶马时
出的洋相笑话。说她和住处的邻居相处得如何好，她学会做的酸菜、泡菜、豆腐
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听也很高兴，说自己在狱中学会了缝洗被子，说每月
可买30块糖，他每天一块计划着吃。但紧接着，他说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最高
指示”，说“周扬属人民内部矛盾”，叫我们打听一下。我和妈妈有点莫名其妙。
下午，我先到办公室转了转，一切如常，很平静，知道今天没什么“最高指示”，
悄悄对组长老阮讲了父亲放出一事，他给了我几天“病假”。我去商场采办了脸
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赶回万寿路招待所。母亲说关于“最高指示”可能是父亲的
幻听。很多关久了的人刚出来都有幻听幻觉的现象，过几天就好了。果然，第二
天父亲就不再提起。
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
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谈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
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
“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
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
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
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
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的情况。听说不少国
家领导人、老帅、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
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
不错了。
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
个月转到秦城监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
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
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
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
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孑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
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
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
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着书了。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
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
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
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万寿路招待所
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
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
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
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
我从屋里看见门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
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
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
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
就搬走了。
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
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
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
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
卫生间和厨房。
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
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
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
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
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
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
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
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
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
一点。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
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
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
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
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
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
半盒去污粉才擦洗干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
用前，我妈擦盆放凉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
直到搬走。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
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
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
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
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
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
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
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
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
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
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
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
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
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
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
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
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
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
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
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
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
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
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
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
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
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
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
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
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
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
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
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
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
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
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
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党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
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
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
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
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
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
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
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
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
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
正在查“四五”运动。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
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
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
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
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
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
“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
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
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
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
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
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
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
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
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
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
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
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
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
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
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
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
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
“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
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
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
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
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
“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
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
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
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
‘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
“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
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
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
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
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
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
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
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
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
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
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
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
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
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
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
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
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
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
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
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
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
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
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
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
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
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
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
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
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
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
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下一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①
周扬
一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人类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无影无踪地消逝了。许多曾经名震遐迩的学说已经失去它的光泽，不再能唤起人们的最初热情，而变得越来越暗淡了。可是作为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形象却永远放射着光芒，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却像常青树那样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它迎接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克服了重重险阻，始终胜利地前进。我们用不着讳言，在这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它曾受到严峻的考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说明这种情况的历史事实。我国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在这种时刻，往往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怀疑。可是无论经过什么惊风恶浪，马克思主义总是显示了永不衰竭的战斗力，在曲折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
这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什么终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运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并且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样就防止了停滞和僵化。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著作，指出他们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恩格斯于一八九二年为自己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明他早年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某些分析和论断，由于情况的改变而过时了。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一切论断和观点都是臻于至善的永恒真理。相反，他们批判了杜林对于“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玩弄。他们以三大革命实践作为发展自己理论的主要依据。马克思尤其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能转化为生产力。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根据恩格斯的回忆，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种新的发现都是感到欢欣鼓舞的。这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促使马克思重新检验自己的学说，发展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发展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列宁并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原来关于革命的设想作为固定的模式，去制定十月革命的理论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曾经根据俄国的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去进行，结果遭到失败。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才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倘使不抛弃固定的模式，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当是同样的。我们党中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无论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每个民族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个问题是上，既不应强人从己，也不应强己从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所以必然要形成各自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色。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列宁这个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多样性的、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异彩纷呈，终归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促进它的发展。
就世界的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目前我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完全照搬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理论，纵使这些经验和理论曾经是正确的，在当时条件下起过积极良好的作用，但在目前也要根据新情况加以重新检验和估计，需要发展的就应加以发展，需要改造的就应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成规。我们不应被习惯的惰性作用所左右，必须克服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
在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学派结成一定的同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要寻找、争取、扩大同盟军。马克思主义不能没有同盟军。恩格斯曾嘱咐过德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也着重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最坏的错误。他甚至说：如果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同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应该重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要有同盟军的思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可以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应尽力争取和他们合作，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和他们合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民族解放的要求和爱国主义思想情绪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应该轻视和排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和他们一道努力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的大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法国的杰出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时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战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真诚朋友。他在三十年代访问苏联后所写的书简和别的文稿中，一再表示，世界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是和社会主义休戚相关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结成同盟军，要注意自身体系的独立性，要有团结和批评的两手，要力争马克思主义在同盟中处于主动地位，不使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庸。
二 要重视认识论问题
要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个重要问题。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反杜林论》)这种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就是自由。在认识论问题上，有哪些方面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的轨道前进了?有哪些背离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要求解答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取得进展，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我们的实践就可以更有成效，就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在这方面有弱点。我们党在建党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不像俄国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和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国的情况不同。陈独秀虽然是中国党的创建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并且是我党的第一个勇敢的殉道者，不过他的著作并不多。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在理论上才成熟起来。经过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积累经验。这个思想，他在一九六二年又提了一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认识它。因此，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说是这三个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的总结。马克思大半生在英国度过，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英国写成的。英国不仅产生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资本论》就是取它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范例。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最彻底，经历了十分复杂而又曲折的政治变革，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都取材于法国。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方面，法国又有像圣西门、傅立叶这样卓越的人物。我国从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期起，就已经对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开始介绍。严复曾译出不少这两国的名著。唯独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接触得最少，也最不熟悉。王国维只是了解一些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观点。那时的人物都不熟悉德国思想家的著作。但是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继承、被改造，成为他据以剖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列宁晚年曾研究了黑格尔哲学，虽然也批评了黑格尔的思辨观点，但总的说来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不懂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他还曾经给当时苏联党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文，倡议组织“黑格尔辩证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列宁去世后，由于斯大林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蔑视，苏联哲学界并没有认真执行列宁的上述指示。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同志对于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这种错误观点表示了反对，可是上述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仍冲击了我们思想界，使我们无形之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这就不能不给我们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带来偏差。
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自然要算是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尽管两论发表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但是比起斯大林这部著作来，它自有其优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它的优点，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缺点错误。比如，他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方法和理论的区别，并把两者割裂开来。他对辩证法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在概括唯物主义三个基本特征时，他把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作为其中一项。这等于说唯心主义者都是不可知论者。其实不少唯心主义者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如黑格尔、贝克莱。斯大林的著作一发表，整个苏联哲学界都按斯大林的体系讲，哲学停滞了。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这一批评十分中肯，也很重要。斯大林只讲斗争，这是他那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中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斯大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恩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律的原旨。毛泽东同志以此为基础，并根据他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不同矛盾应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建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党在文化上的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不仅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由此阐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实践观点。不过在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引为教训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做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十年内乱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否认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扬言只要背诵一小本语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用主义受到了批判。但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
我觉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可是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以致使这些地方后来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这个例证告诫我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时候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能只顾眼前之效。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页)
认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已有所涉及，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有大量的概念、判断只反映了现象，并未反映本质。另外，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印象，这也不妥。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知性到理性。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采用了三范畴，即：感性、知性、理性。后来黑格尔也承袭了这一用法，只是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我认为在认识论中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样就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缺陷。划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知性的特点是坚执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所以，知性所达到的只是抽象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不是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之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拆散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使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特性变成只有松散的外在关系。黑格尔所解释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恩格斯所肯定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所规定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有意思的。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知性这一概念完全摒弃，以致常常使它和理性的概念混淆起来。从而知性的分析方法也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作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即知性分析法)。另一种是由上面的行程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把这称为“从抽象上升到真体”的方法，并且断言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方法(即辩证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才达到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才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不过，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知性的分析方法。照他看来，知性分析方法出现在认识过程的一定阶段，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方有效准，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会变为谬误。知性分析方法是有片面性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主导方面，即所谓抓要害，就算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因此，我们要记住列宁的话：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国历史上一些尊重事实、治学严谨的学者也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比如，戴震所提出的“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在认识论方面像这类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倘使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以提高。我觉得这在我们的理论建设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
继承过去的遗产，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有批判，不批判就无法继承和吸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要在各个学术领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他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来，批判的名声被搞坏了。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所谓大批判已经变质为恫吓诬陷的手段，这就需要拨乱反正，为批判恢复名誉。“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康德的哲学就称为批判哲学。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地衡量和估价。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可以说是开创了批判精神的先河。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以思维着的知性为依据，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衡量、去再估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经受实践的验证的。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能用原则去剪裁事实，而只能从事实中把原则抽绎出来。在封建时期，我国的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都是真理，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但是清代也有一些具有胆识的学者，不为这种僵硬刻板的法度所拘。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不乏这种具有卓见的人物，戴震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本精湛之作。难道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更应以这些前人作为光辉榜样并力求超过他们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并建立他们的伟大学说的。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写的《手稿》中就已指摘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的错误。他还说他们就如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那样，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当做历史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和这种独断论的态度相反，它接受实践的检验，自觉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就包含着这种意思在内。在我们党内有两次都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是革命的，而不是僵化的，所以它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的检验下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我们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上，曾经产生过偏差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批判”就是开国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和恶性膨胀，它为少数野心家利用，以致造成一场全民大灾难。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曾警惕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错误，对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戏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而所犯错误较少，成绩也较显著。这和我们如何认识并掌握作为文化批判依据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主张批判继承的，这就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这就是“扬弃”。过去我们很少谈否定之否定律，这对批判继承问题有一定影响。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条规律，同时又是他构成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他的体系毫无例外地都是按照自在——自为——自在自为即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构成的。黑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哲学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结构，往往采取了人工强制性手段，特别是在由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过渡时就显得十分晦涩，甚至神秘。但是，唯物主义者是完全可以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发展不外是一种哲学体系推翻另一种哲学体系，但尽管如此，哲学史却并不是错误陈迹的展览。他认为每一种被推翻的哲学都作为一个低级阶段保存下来了。比如辩证法就超越了同时也包括了诡辩论、怀疑论、相对主义。这种历史发展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但在我国理论界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概是受到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律当做黑格尔的遗迹力加摈斥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纠正这一偏颇，他对否定之否定律也有意见。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一规律。听说，他以为生活中有些例子很难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去说明。比如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否定封建社会，就没有包括低级形态在高级形态上的复归现象。但这是由于某些规律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只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才有效准。正如恩格斯在《致苻·博尔吉乌斯》中说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比如，私有制否定原始共产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否定私有制社会，这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固然，像黑格尔那样采用人工强制手段运用否定之否定律建立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体系结构是牵强附会的，但我认为也不可由于他机械运用的缺陷就否定这一规律。否定这一规律就会把文化发展的曲线进程看做简单化的直线进程，并且还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以及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含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扬弃的意义。
我们曾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做过一些探讨，这几年更有突破。例如，以唯物唯心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划线去评价文化艺术遗产，就是曾经引起过讨论的问题。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把过去思想的发展史概括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认定只有唯物的才是好的，值得继承的，而一切唯心的都是坏的，必须抛弃，这就有些简单化了。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哲学笔记》第三〇五页)黑格尔哲学就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它比那些被恩格斯称为“江河日下”和“叫卖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即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即聪明的唯物主义)。
现实主义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但如果把千百年来的文艺史一律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也失之简单化。根据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许多文化、文艺历史事实。难道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诗人不是不仅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者吗?
我想，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遵循恩格斯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是思想家是以前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为前提来建立自己的新学说的，因此，任何一种新学说都不能超越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我们不要把“思想资料”这句话理解得过于狭窄，它包括思想形式，也包括思想内容，同时也往往越出国界，涉及到外来的影响。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成就时一定要从世界的眼光看。《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文学正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而成为“世界文学”。歌德比这更早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并对中国文学加以称赞。早在中世纪以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开始。最早，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就有了文化来往，印度佛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魏晋时期出现了带有思辨色彩的玄学，除了以老庄周易为骨干外，主要是受到流入中土的佛书影响。当时的名士名僧多由玄入佛，形成玄佛并用的一代学风。在传译佛典方面，最初是采用汉化方式，多以固有的老庄术语去代替具有自身特点的佛学名相，而在讲解佛法方面又多以外书比附内典，号称格义。经过这种汉化阶段后，由道安、鸠摩罗什等开始才逐渐转入信实可靠的正译。很可能正因为传译佛书经过了这样曲折的探索过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大量可称为翻译文学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随同佛书的经论一起对我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不少成分融入我国文化里面。特别是唐宋以后，禅学盛极一时，从那时起，著名学者、作家，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学的影响。对这些方面我们迄今还没有进行较充分的研究，这和长期以来由于玄佛属于唯心主义学说，从而被视为必须抛弃的糟粕有关。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以为除了佛学中的辩证法外，它把认识作用和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在其职能、性质、类别等等方面所做的缜密细致的剖析，以及玄学在深化抽象思维能力，丰富了概念和范畴方面……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些，我们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予以总结。
目前国外有些国家把东方学改称中国学，加强了对我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可是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落后了，必须急起直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不仅可以正确地描述并评价我国文化的历史事实，同时还可以揭示我国文化的发展规律，殚其系统，明其脉络，这无论在发展我们的文化方面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都会作出一定贡献。此外，我们还要在世界范围内去考察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成果，也要对当代的世界文化进行研究。文化是在发展着的。目前知识更新加快了速度，自然科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出现了许多跨界的崭新科学，这不能不对整个世界文化起着冲击作用，引起连锁反应。面临这种新形势和新情况，我们不能固步自封，采取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证明，禁锢的办法只有带来无知和落后，并且是行不通的。在开放的情况下，随着先进的、有益的、值得借鉴的东西，也涌进了一些有害的东西，我以为，纵使是反面的东西也应加以研究。不敢接触，怎么去批判?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强大的说服力，才能消除它的有害影响。
四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人道主义和与此相关系的人性论，是关系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探索、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学术界、文艺界近几年来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
对人的问题的探讨，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在进行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伟大学说的指引，我们才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但是，阶级斗争究竟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斯大林所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五九八页)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关于人的问题，他在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比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当然也有不成熟之处。后期马克思集中力量研究经济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谈得少一些，但比之早期著作又有新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连贯起来研究，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准确的了解。
二三十年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集中力量研究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出了不少著作。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思想也很盛行。一个时期里，我国不少青年学生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颇感兴趣。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认真引导。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亦译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提出来的，在打破封建主义束缚，揭露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方面，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环境下，有所不同，因此也要作具体考察和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必须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尽管这种人道主义学说，对旧制度的抨击，也曾经显示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力量；对历史的认识，也有过片断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说来，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作为整个思想体系，未能成为科学。
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黑格尔说的“异化”，是指理念或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说的“异化”，是指抽象的人性的异化。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异化现象，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顶点。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个性的全面发展代替旧的分工制度下个人的片面发展”(《资本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四八六页)他甚至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四九页)毫无疑问，这是从早期的马克思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应该说，这个问题是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有着思想继承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论述过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面发展的主张。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更有出色的论述，他要求通过美育活动，使人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人”。(《美育书简，第二封信》)傅立叶设想在他的未来协作制度中，使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傅立叶选集》第三卷第二一七页)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先进人们崇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以往人道主义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经肯定地谈到人道主义。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他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错误影响。一八四五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呓语进行批判。在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也确实不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了，这些都是毋庸回避的事实。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看不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区别，是不正确的；但是，否认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后期马克思从根本上抛弃了人道主义，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即使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人道主义，也是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不同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这和他后来所讲的有名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致的。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抽象的，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理性和爱。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他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但未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后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在更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抛弃了人道主义思想。
肯定人的价值，或者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那就要肯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异化。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异化”问题，理论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这个探讨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于旧意识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蹋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
在当前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配合全国各个领域改革工作的进行，研究异化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采取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方法，克服和消除异化现象，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① 原载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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